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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6 13:17 来源:华股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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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脱贫攻坚面临的任务和挑战还十分艰巨,特别是一些地方在扶贫中还存在着基础工作不扎实等问题,其中就包括扶贫决策的不精准。”魏华章说。

须知,从业者的素质或高或低,心情或好或坏,这些变量因素原本都该在标准化训练和规范化管理之中得到消弭、变得可控。大力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绿色化,因地制宜发展环境友好型、生态友好型的绿色产业,倡导绿色低碳、文明健康消费,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

  ”展望前景,瓮福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光亮信心更足。巡察组针对巡察中性质相对较轻能及时通过整改解决的问题,及时反馈被巡察单位处理,反馈中坚决要有“两个清单”。

  1978年10月至1983年9月,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焊接专业学习;1983年9月至1987年6月,先后任贵州锅炉厂设计室技术员、汽包车间副主任、厂办副主任、厂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厂团委书记;1987年6月至1989年1月,任贵州省黔东南州经委技改科副主任科员;1989年1月至1991年8月,任贵州省黔东南州经委企业管理科科长,州新技术推广站副站长;1991年8月至1992年12月,任贵州省黔东南州经委副主任(其间:1992年7月至1992年12月,挂职任贵州省雷山县委副书记);1992年12月至1996年1月,任贵州省剑河县委书记(其间:1994年9月至1995年7月,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1996年1月至1997年6月,任共青团贵州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1994年9月至1997年1月,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中共党史专业学习);1997年6月至1998年3月,任贵州省黔东南州委副书记;1998年3月至1998年4月,任贵州省黔东南州委副书记、副州长、代州长;1998年4月至2005年2月,任贵州省黔东南州委副书记、州长;2005年2月至2005年3月,任贵州省黔南州委副书记、副州长、代州长;2005年3月至2006年11月,任贵州省黔南州委副书记、州长;2006年11月至2008年1月,任贵州省毕节地委书记,毕节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2008年1月至2008年5月,任贵州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毕节地委书记,毕节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2008年5月至2012年4月,任贵州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2012年4月至2012年7月,任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2012年7月至2018年1月,任贵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2018年1月,任贵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书记,当选贵州省政协主席。另一方面,该镇积极动员村居法律顾问参与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对重大决策提出书面法律意见、参加招商引资谈判、列席重要工作会议及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不断优化法律服务、促进工作效率提升。

  同时,巡察工作推进过程中,州委巡察办、州委巡察组采取召开片区督导交流座谈会、实地指导等形式,加强工作督导,促进州、县(市)党委巡察组之间经验交流、信息共享、成果共用,形成州、县(市)巡察上下联动对应、全州巡察一盘棋工作格局,着力提升巡察效果。

  “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又绿江南岸”,春风让万物焕发生机、春风令人陶醉,但春风也容易引发火灾。

     议题:    会议将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铁路建设的意见(送审稿)》,《贵州省扶贫资金审计条例修正案(草案)》《贵州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等事实上,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建立,正是观察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窗口。

  截至目前,全州纪检干部共走访群众8385户9822人,接访4299人,发现问题1457个,现场办结355个,转主管部门处理542个,立案21件。

  原刊于《人民日报》(2018年06月04日12版)2018年1月,当选贵州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少君引我升玉坛,礼空遥请真仙官。

  原刊于《人民日报》(2018年05月15日01版)

     议题:    会议将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铁路建设的意见(送审稿)》,《贵州省扶贫资金审计条例修正案(草案)》《贵州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等(李宇)(责编:邓庆雨、陈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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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医角度看反腐败的"治标"与"治本"

2019-05-26 07:50:00  [来源:华声在线]    [责编:欧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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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邮我来”项目是由纳税人手机下载专用APP,填入相关身份信息及企业信息验证,直接发送购票需求,国地税与邮政局配送中心就会根据指令,自行办理所有手续,打包发票配送,同城24小时到达,跨县48小时到达,费用只需邮递费,极大的方便了纳税人。

高波

治理腐败是一个话题性极强的公共事务,可以说是“老幼皆宜”, 人人得而“说”之。而在反腐话题中,标本兼治或者说治标和治本的关系问题,又是一个常谈常新、众说纷纭的话题。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治标如何为治本赢得时间?

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规定”不久,中央纪委及时跟进,先后三次通报违反“八项规定”的事件。

2013年5月,中央纪委下发《关于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清退专项活动的通知》,要求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干部职工要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

2019-05-26,中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

2019-05-26,中央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

……

特别是中央纪委继会员卡、公款月饼后再出“贺卡禁令”。一些网友提出疑问,为何“大治标”的对象越来越小?为何要三令五申地治理这些看上去很细小的事物?这对净化党风政风和社风民风有何功效?与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反腐败战略有何关联?

实际上,传统中医将标本关系视为基础性概念,对辨析风气正邪及防控疾患亦有十分丰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治理腐败这种人类社会久治难愈的顽症,也不妨从博大精深的中医治道汲取智慧,进而深化对反腐倡廉决策部署的理解并切实提高执行力。

第一,由标及本:“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与“抓大不放小”。

从中医理论看,标与本是说明病变主次矛盾的相对关系,用于权衡治疗过程复杂多变的先后取舍。在此基础上,采取“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基本法则,以达治病求本之目的。中医实践表明,顺势而为事半功倍;反之往往欲速不达。因为治得住标,形势不断向有利于治本的方向转化,说明“急治”方向对头、方法对路,治本才有前提和希望。“急治标”的正确策略,可为“缓治本”赢得更多时间和更大空间。反腐败也是如此,标和本、大和小是对立统一的。“大标”固然需大治,“小标”亦要快出手。小问题养大,可能酿成大麻烦。倘若连标都治不了、止不住,又怎么能够奢谈治本?

中共十八大后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群众依然关切,可以说处于“急则治标”的关键期。从反腐败总体战略上说,要对症施治就必须看清“急”在哪里?首先,当是以“打老虎” 为代表的从严治党“燃眉之急”;其次,还有以“打苍蝇”为要义的纠风治乱“当务之急”。换言之,标或分大小,需殊途同治。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大标、小标真治严抓:一面查办贪腐大要案抓铁有痕,一面整治作风小痼疾持之以恒,彰显了“抓大不放小,治标促治本”的辨证施治理念。由是观之,八项规定可谓“纲”,会员卡、 月饼、贺卡等禁令如同“目”,其推行之后的积极成效和社会反响表明,纲举目张的治标过程不断为治本蓄积了正能量、赢得了公信力。

第二,见微知著:“善治者治皮毛”与“抓早抓小抓牢”。

在用上述科学“标本观”为反腐败战略“精确定位”之后,第一个要深思的战术问题是:党风政风和社风民风始终在相互演化影响之中,对那些已悄然成风的“小毛病”怎么治?

要回答好“治小标”的问题,可借鉴《素问》所载之医理:“贼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其意是致病外因侵袭人体,由表入里,从轻到重,步步深入,终至难救。这既提示小问题养大为患的危害性,又说明高手施治亦由外而内、由浅入深。可以说,月饼、贺卡等“小微”问题所裹挟的形式主义和奢靡浪费之风,好似乘虚而入致人染病的“贼风”;生活中“习焉不察”的坏习惯,“见怪不怪” 的潜规则,群众“看在眼里,骂在嘴里”的小处小节,正如善治者格外重视的“皮毛”。打个比方,如果一年 365天能管住党政机关的钱袋子、 公职人员的嘴皮子,把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春节的饺子和贺卡等从严管住,党风政风的好转就有了“立等可见”的风向标。

因此,贺卡禁令所反映的“抓早抓小抓牢”要求,正是矢志不移的“治小标”正道。首先,要抓时间节点,一个标一个标地治,扎紧制度篱笆,前移监管关口,积小胜为大胜,以量变求质变,推动党风政风行风好转。其次,要抓具体行为,把凡是体现权力属性的公务活动、行为方式和视觉载体管住,让为民、务实、清廉的治党之根、用权之本看得见摸得着,被群众感知和信服。再次,要抓公款使用,凡是花公款的地方,钱再少也不能纵容;凡是用公权的地方,事再小也不能漠视。长此以往,抓细节、抓小节、抓年节,整风不嫌事小,治乱不计钱少,惩贪不怕官小,强化底线思维、硬化公共伦理、细化勤廉标准,才能倒逼出公职人员“干净干事”的内生动力,不断清剿那些藏污纳垢的特权土壤。

第三,以惩促防:“既病防变”与“惩治就是预防”。

在治标为先的既定方略下,第二个要回答好的战术问题是:党风政风和社风民风尚待根本好转之际,对一些可能危害甚巨的“大麻烦”怎么防?

从某种程度上说,用于“治大标”的腐败预防机制可分为两类:一是制度性(静态)预防,二是治理性(动态)预防。如果把预防工作等同于“拉架子”“写制度”,所建构的制度防线虽“看上去很美”, 却可能屡屡陷入“马其诺防线”式的无效悖论。而穷追猛打的动态治理一开始虽“看上去很累”,却有着“核打击”战术之功效。对贪腐者而言,除恶务尽的惩治就是无可替代的“核威慑”力量。这就如同中医尽管主张防重于治,“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但也十分注重“既病防变”,全力防止旧疾恶化、沉疴癌化,以致病入膏肓。一旦“既病”“已乱”,就要争取时间及早治疗,乃至施行“外科手术式”处置,不惜断腕求生,以防事态向最坏方向发展。将“既病防变”理念诉诸腐败预防机制建设,就要认识到在“急则治标”阶段,制度建设是前端,制度执行是终端,惩治就是对制度最有效的执行,惩治就是对制度防线最有力的驻守。

“既病防变”不能贻误时机,拒腐防变贵在坚决彻底。这就要求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资源摆布和顶层设计中,把惩治放在突出位置,加大查办案件力度,以惩促治,以惩促防。

我们看到,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反腐败上高举高打、动真碰硬,反腐败治标为主赢得治本时间的综合成果立体呈现。一是老虎苍蝇齐打,二是军队地方同步 ,三是机关企业并重,四是网上网下联动。通过这些“组合拳”频频发力,“惩治就是预防”或者说动态(治理)性预防的实际效果已经凸显并将继续放大。

因此,治标之所以能为治本赢得时间,一是准备了“缓则治标” 的缓冲期,二是形成了“善治皮毛”的提前量,三是把握了“既病防变”的主动权。假以时日,当清风正气蔚为大观,人们将会回头想起,针对公款月饼、贺卡等问题的“治小标”举措,为净化党风政风和社会民风所作的贡献不小;针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等行为的“治大标”动作,为治本赢得的时间和空间很大。

(作者系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副研究员,本文摘自其新出版的《廉洁拐点》一书,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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